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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北洋艦隊作戰失利原因時，“來遠”艦管帶大副張哲溁指出了16項，其中之一是輔佐乏才。這并非指缺少今天那種出主意、提建議的參謀人員，因為一般權貴都有一些幕僚，而是說協助當權者的官員和將領缺乏能參善謀的能力。但實際上，在甲午戰爭前后，清朝上上下下還是不乏有人及時提出了各方面的諸多真知灼見。令人扼腕的是，把控中央決策和軍事指揮的當權者不能、不愿、不善納諫，導致一些或可改寫歷史的“金點子”、“大主意”沒能付諸實踐。

一是在戰略方針上。當時，中國怎樣才能戰勝侵略者？對于作戰雙方而言，各有其優勢所在。在戰爭中，中國的優勢是潛在的，只有在戰爭持久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逐步顯現出來。而將潛在優勢轉換成現實優勢的決定條件，就是要有決心打一場持久戰。清軍陸軍統帥湘軍劉坤一就提出：“持久二字，實為現在制倭要著。”還有人提出“堅持戰局，以十年為期”。對日持久戰思想是當時的愛國將領根據對日戰爭的實踐經驗提出的，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真知灼見，但沒有得到采納。

在確立海軍采取“攻勢戰略”還是“守勢戰略”的戰略目標上亦然。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發生后，清政府的海防意識雖然被動地得到了加強．也組織了“海防籌議”，但其間并沒有確立海軍建設的戰略指導思想。當時，不少海軍將領認為應該采取攻勢戰略，劉步蟾、林泰曾上條陳提出，“求最上之策，非擁鐵甲等船自成數軍，決勝海上，不足臻以戰為守之妙”。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也執攻擊論，“將以清國全艦隊扼制仁川港，進與日本艦隊決勝負”。馬建忠也發出“凡兩國戰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為勝”的呼吁。而這些正確的主張都被李鴻章一句“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而擱置。在李鴻章看來，建設海軍，根本目的是為了把守大陸門戶，保持用高昂代價換來的所謂 “和局”。這種守勢戰略違背了海軍運用的規律，偏離了海軍建設的正確方向，為后來的甲午戰爭失敗埋下了禍根。

二是在國防建設上。在洋務運動之前，林則徐、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后者對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闡述，認為夷之“長技”主要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繼而又提出了具體改革措施：一是在廣東虎門的沙角設立造船廠和火器局；二是選福建、廣東駐軍官兵，聘清外國艦船管駕官傳授駕船演炮方法，學習西方軍隊的海戰技術和戰術；三是仿照西方國家養兵練兵之法，對清軍進行精選、優養、勤練和嚴節制。然而，其思想并沒有引起統治階級的重視。1843年，兩廣總督耆英向道光帝進呈外國雙筒步槍和六眼小槍各一支，并建議進行仿制，道光帝雖然稱贊其為“絕頂之妙品”“靈捷之寶”，但并不同意仿制，說如果仿制，“必成望洋之嘆”。正是由于統治階級的這種因循守舊，軍事變革的實踐一直止步不前。

三是在戰役戰術上。黃海海戰后，中國海軍主力尚存，可李鴻章信心全失，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只需“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歿，亦不請恤。”此后，北洋艦隊困守港口，根本沒有履行“拱衛渤海”的使命。

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抗登陸作戰中，清軍仍實施單純守點、分兵把口的消極防御方針。日軍在莊河縣花園口登陸并向金州前進、嚴重威脅旅順側后時，李鴻章仍令守軍各守營盤，徐邦道等建議向皮子窩方向主動出擊，也遭到反對。威海衛之戰陸上守軍建議的積極戰法，李鴻章也不予采納，堅持消極防御，以致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

四是在軍隊管理上。1874年至1875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動第一次海防大籌議，期間，多名大臣表達了對治軍的看法。湖南巡撫王文韶說：“天下事不得人，雖易亦廢；茍得人，雖難亦舉。”湖廣總督李翰章稱：“自來有治法尤賴有治人，不得其人，雖有良法亦終無濟。”他們認為清軍不是紀律廢弛，而是沒有執行嚴刑峻法的人。1888年，《北洋海軍章程》頒布，對北洋海軍的船制、官制、俸餉等做了較全面的規定，可是將領并不認真執行。李鴻章對此反而說，“武夫難拘繩墨”，執法不必太嚴。1886年8月，北洋海軍應邀到日本長崎訪問時，在妓館鬧事導致8人死亡、42人傷殘的重大事件后，李鴻章為其部屬開脫說：“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繩尺。”這種士兵受長官支配而不受紀律約束，效忠個人而不是效忠國家的人治思想，使一些軍事改革措施往往得不到施行。

這樣不乏科學性、操作性、客觀性的意見建議，應該還有很多淹沒在了歷史的煙塵中。倘若那些當權者能夠使用其中那么幾條，雖不敢說有打贏的可能，但至少不會一敗涂地、傷權辱國。歷史不容假設，既然這已成為史實，當然就有不可避免的原因。

一是軍事戰略有偏差。由于清王朝統治者昏聵無能、目光短淺，對海洋以及海軍的戰略地位始終缺乏清醒深刻的認識，從而形成了重土輕洋的“陸主海從”戰略思維。這導致海戰前一直強調陸軍立國根基，海防思想始終未跳出單純海岸守口主義窠臼，發展海軍是為了服務其閉關自守政策，而不是為了控制海權和利用海洋。雖然近代中國建設海軍是對外國堅船利炮入侵做出的積極反應，但清政府認為微弱的中國海軍不可能實施攻勢防御，只能采取重點設防的專守防御，所以“守外洋不如守?？?，守?？诓蝗缡貎群?rdquo;。這種狹隘保守的軍事戰略，一直阻礙著海軍的建沒和發展。北洋海軍成立不久，清政府即為其確定了單純防御的戰略：劃分區域，扼守“最要”及“次要”的?？?，拱衛旅順、威海和渤海海峽，保障京畿門戶的安全。而北洋水師也沒有深謀遠慮的軍事戰略思想和先進的軍事理論作指導，決策層對海軍作戰的戰略、戰役、戰術問題研究甚少。因此，當戰爭來臨之際，決策層難以從制海權和奪取制海權出發思考并規劃海軍的運用，更不知道如何從全局的高度盡可能地利用其特性并發揮其威力。這樣的戰略指導思想占據了頭腦，當然也就容不下一些正確的意見建議了。

二是戰略判斷有失誤。甲午戰爭爆發前，晚清政府及軍隊高層領導人對日本軍國主義圖謀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缺乏正確的前瞻性戰略判斷，認為“日本不過蕞爾跳梁小國，無足輕重，以堂堂中國奮練海軍經今十余載，豈不足一戰也。”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當時，清朝官民上下也普遍認為清朝擁有陸軍百萬，北洋海軍亞洲第一，“技藝純熟、行陣齊整”，“武備修舉、足以永靖海氛”，戰勝日本是理所當然的。正是基于這些錯誤的判斷，晚清政府在軍隊建設指導思想上缺乏防范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戰備思想，在1884年中法戰爭結束后明顯放松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同時，由于清廷和李鴻章在戰略上重海輕陸，也導致了陸軍建設嚴重滯后，使得擁有強大軍力的清朝連戰而無一勝，敗給小小的日本。在主攻方向的判斷上，清政府錯誤地將皇帝的龍興之地遼東半島作為對日防御的主要戰略方向，集重兵于遼寧和天津之間；將山東半島作為次要方向，防御薄弱。而日軍進攻的主要方向實際是山東半島，使清軍措手不及陷入戰略被動。這也導致山東半島戰役實施中，清軍沒有在敵人可能登陸點以及旅順和威海的側后部署堅守防御的得力陸軍部隊，使敵人輕易登陸成功，進而由于指揮混亂導致旅順口和威海衛戰役的全敗。根據這些判斷來考量，一些諫言可能是“錯誤”的，當權者又怎么能夠輕易相信并采納呢？

三是封建制度太腐敗。清廷名義上的最高統帥是主戰的光緒皇帝，但慈禧是實際的最高統帥，她厭戰主和，將實際的戰爭指揮大權賦予李鴻章一人。而李在太后的支持和庇護下，對主戰派的意見和光緒皇帝的作戰諭旨或陽奉陰違、或置若罔聞，遷延不辦。因此，光緒皇帝無法統帥戰爭全局，制定戰略方針，也不能實施集中統一指揮。不僅如此，因對內、對外政策觀點不同，晚清政治舞臺上存在各種政治集團相互爭斗。尤其是滿漢民族、官僚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而且，由于頑固派的堅決反對，以奕?、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開始將“師夷”思想付諸實踐的每一步都異常艱難。比如，李鴻章等對西方國家的機器生產贊佩不已：“洋人以火攻制勝，所造機器爭奇斗捷，日出不窮。”而保守派則聲稱機器、鐵路、電報等西方事物會破壞祖墳和“風水”，引起祖宗的不滿。1876年外國人興辦的上海－吳淞鐵路線，次年被中國官員收買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鐵路建筑計劃，也由于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對，于1877年夭折。無休止的爭斗與內耗分散了政治力量，使政府推動改革的能力資源嚴重流失，無法為建設強大國防提供支持。同時，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專制，不相信廣大官兵和人民群眾的力量，戰爭中采用了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不敢主動出擊。在這種腐朽且斗爭激烈的政府里，一般點子進入決策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組織機構不完善。戰爭是物質與力量的對抗，也是指揮藝術的較量。戰略指揮的正確與否極大地影響戰爭的成敗。戰略指揮藝術高超，可以變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指導戰爭走向勝利；錯誤的卻會將戰爭引向失敗。但是，由于統治者認識不足，晚清軍事改革對領導指揮體制未做大的調整，導致清軍戰略指揮機構缺位。清廷最高統帥名義上是主戰的光緒皇帝，但事實上是厭戰主和的慈禧，實際的戰爭指揮大權卻在李鴻章一人。因此，無權的光緒皇帝沒有戰略指揮機關為其提供指揮保障，也就無法統帥戰爭全局，制定戰略方針，實施集中統一指揮。而北洋艦隊創建之初，也在體制編制上忽略了指揮機構建設，造成軍隊組織混亂。在黃海海戰中，提督丁汝昌坐鎮“定遠”艦，統一指揮全艦隊，而身邊論事者僅有總教習漢納根和右翼總兵劉步蟾二人。劉雖右翼總兵，但其主要職務是“定遠”艦管帶，肩負“定遠”艦操縱和作戰指揮，不可能集中精力于全艦隊的指揮戰略上，但除此二人之外，再無人可協助指揮作戰。在這樣的指揮組織下，指揮員只有靠自己想幾招了，不僅沒有條件，而且不習慣也不善于傾聽意見建議。

五是軍事素養太欠缺。在甲午戰爭中，清政府上下都缺乏統一指揮的素質和能力。光緒帝、翁同龢作為清廷的中樞決策者，雖滿懷抗擊日軍的愛國熱忱，卻缺乏足夠的軍事經驗和戰爭知識，對作戰指揮力不從心，后者在日記中曾多次寫到決策時“流汗戰栗，罔知所措”。而慈禧、李鴻章昏聵無能卻操控戰爭指揮大權，后者在前者的支持下成了戰略指揮的實際統帥，堅持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但李鴻章沒有認識到敢戰方能對外言和，經濟和外交只是輔助性力量，沒有戰場上的勝利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只靠外交達不成任何政治軍事目的，一味地向列強乞求調停求和，被動迎敵。其戰爭中的戰略指揮更是始終脫離戰爭與戰場的客觀實際，不能正確判斷敵情我情，抓住有利時機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反而貽誤時機一錯再錯，導致連戰連敗。而北洋海軍領導層也組訓不力，很少研究戰法。在清政府的許多海軍學堂，主要教授海軍技術，基本沒有涉及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的學習研究，導致了許多人軍事理論素養不高。正如英國海戰史學者所評價的：“大東溝海戰的結果是對海戰理論無知的產物……假如北洋艦隊多了解一下海戰理論，又怎么可能在擁有大艦巨炮的情況下仍然以懸殊比分慘敗呢”。如此職業素養，恐怕連一些諫言的優劣對錯都難以分清，更何談接受并付諸實踐。

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而言，有些諫言無疑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大方略和好主意。最終這些主張歸于“流產”，是否因為進諫者缺乏鄒忌諷齊王納諫、觸龍說趙太后那樣的策略、藝術和方法呢？從客觀上講，納諫與否與之有一定的關系，但關鍵還取決于決策者。如果決策者頑固不化、昏庸無能、自以為是，就是鄒忌、觸龍再世也是枉然。只有決策者腦中有國家、心中有群眾、胸中有全局，具備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才高八斗、卓爾不凡的智慧以及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勇氣，即便方法再簡單呆板，也會認為是苦口良藥，而毫不猶豫地使之進入決策、變為實踐。誠如此，清政府就能形成正確的軍事戰略，建設一支強大的近代化軍隊，并打贏一場本不該輸的戰爭。

（作者：周云波，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區人武部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