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為什么是最根本的自信?我們現在又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自信呢?
中國自古以文化立國
不自信,無以立國。對于中華民族來說,自信,首先來自于我們有一份獨特而豐厚的文化傳統。
中華文化的特色是尚文。有很長一段時間,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無比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是立國之本,古代圣賢重視的是文化的高明,是仁政,是弘揚人的善性從而靠攏與把握天道的天人合一。孔子在蔡地遇到危難,說是“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危難之際,他想著自己的使命是斯文濟世、天下歸仁。孔子說,“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他稱頌周代繼承了夏商兩個時期的文明禮制,主張繼承周禮。他還稱贊管仲:“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他注重的是文化守護與傳承。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都被中原文化所折服,他們接受了也豐富發展了中華文化,日益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的參與,擴大了中國的疆域也擴大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同時,中華文化也從未停止接受域外文化影響,引進消化吸收融和,增強了中華文化的活力,擴充了中華文化的空間。
中華文化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它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們接受信服共產主義學說。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會使人想到理想社會的圖景。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老子與孔子都提倡的“無為而治”,與馬恩國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遙相呼應。20世紀的中國接受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絕非偶然。
中華文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孝悌忠信、以文化人、中庸和諧的思想,它的慎終追遠、吾道一以貫之、天下定于一的認定,它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子)的說法,它的克勤克儉、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人生態度,它的以清廉忠誠為榮、以貪腐奸佞為恥的價值堅守,它的對于君子、士、大丈夫等社會精英的期待與要求——“恭寬信敏惠”“和而不同”“反求諸己”“坦蕩蕩”“有終生之憂、無一時之患”等,至今活在十三億人民包括海外華僑的心中,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億萬人民的共識,是不可忽視的軟實力。
但同時,長期缺少挑戰與突破,對于“天下”即世界情況的知之不多,加之陳陳相因的學風,也使中華文化遠在明代,在1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與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后,漸漸顯出滯后與不足。而在鴉片戰爭后,面對列強先進的科學技術與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入侵,我們更陷入了文化焦慮與文化危機。卓越的晚清文化大家王國維在北伐軍進入北京前夕自殺,稱自己“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陳寅恪說,王國維的自殺是“不得不死”,因為他感覺到中國文化面臨著滅頂之災。而《天演論》譯者嚴復,這位企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喚醒國人的啟蒙者,最后卻落得在大量吸食鴉片中斃命的命運,令人長嘆。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今天提出的文化自信是一個歷史的命題,也是一個時代性極強的命題。它的提出,回顧了數千年的世界史與中華史,總結了近現代中華文化經受的鍛煉與考驗,又針對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變化。完全可以說,我們“現在更有理由文化自信。”
五四運動激活了中華傳統文化
有一種糊涂觀點,既然傳統文化這么好,那么,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革命與改革開放、引進各種外來觀念,才把規規矩矩的傳統文化搞亂了。有人甚至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相提并論。
問題很簡單,請這些人讀一下《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就會知道,絕對不是革命攪亂了傳統文化,而是文化危機、人心危機、社會危機、民族危機、生存危機一道,激起了無法抵擋的新文化運動、人民革命,并發展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近現代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曲折道路、動蕩不安,不是無事生非,不是自毀瑰寶,而是絕地求生、悲壯救亡,是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而從頭收拾舊山河舊文化的趨勢使然。
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通過“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與愛國主義的提倡,通過馬克思主義振聾發聵的傳播,使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受到針砭時弊,使中華傳統文化得以痛切反思自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華傳統文化革命化、大眾化,從而開始實現創造性的轉變、創造性的發展,獲得了新的活力。同時,革命的艱苦實踐,也繼承與發展了傳統文化中已有的英勇獻身、艱苦奮斗、百折不撓、聯系群眾、五湖四海、敢于勝利、善于斗爭的精神。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的沖擊,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引進與中國共產黨人的發揚,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如果我們生活在甲午戰爭或者八國聯軍入侵的年代,我們還能有什么對于傳統文化的信心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華民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豪情。毛主席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也將出現文化建設的高潮。新中國掃盲、普及教育、普及衛生知識、發展教科文衛體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時,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我們也走了不少彎路。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發展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談何容易?
改革開放近40年后的今天,中國又一次站到了歷史的重要節點,再一次使我們思考中國文化之歷史命運。我們溫飽了,進步了,小康了,國力大大增強了,在國際上越來越有分量了,中華文化在今天能為中華民族的軟實力提供什么樣的精神支持?能為人類作出什么貢獻?中國人應該以怎樣的面貌與世界相處?
中國共產黨繼承與弘揚了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共產黨當初之所以能打敗各種勢力,走上執政的位置,一個充分的理由便是,它走了一條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華文化精華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來自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同時也延續了中國“邦以民為本”(尚書)、“民為貴”(孟子)的思想。毛澤東提倡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與中華文化的自強不息、威武不屈,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是一致的。毛澤東的游擊戰略與抗日持久戰的思想,與老莊孔孟的以弱勝強、得道多助、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主張相佐證。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無不與中華傳統文化精華互文互證。毛澤東在與各種洋八股黨八股的斗爭中,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后來成為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思想基礎。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弘揚了也創造性地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才能實現并且繼續實踐著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本土化、時代化,也才能始終扛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大旗不倒,拿出以中國道路和中國成就所證實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有識之士所矚目。
我認為,沒有新文化運動,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運動,沒有改革開放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就,停留在“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自欺欺人之中,我們就會自絕于地球,用毛主席的說法就是被“開除球籍”。而另一方面,如果丟掉了中華文化傳統,也就丟掉了人心民意,切斷了幾千年的文脈,離開了自己腳下的土地,自絕于本土與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某些時期的風浪中,例如“文革”后期人民對于周恩來總理的擁戴與懷念、對于“四人幫”的反感與結束“文革”的愿望,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一脈的忠奸觀念與正邪分野的強大生命力。小平同志正是在這樣深厚的民意基礎上,不失時機地順應潮流,堅定不移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現了新局面。如今,黨中央又在新的歷史機遇中提出文化自信與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轉化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基于對中華民族使命的擔當與自覺。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與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提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提法,映射出來的正是中華文化統籌兼顧、中庸務實、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光輝。
這些正與中華文化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強不息、不進則退,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變革觀,還有吾日三省吾身、聞過則喜的精神相對接。
在我國改革之初,西方一些政要,如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當時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在接觸過中國領導人之后,都預感到了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布熱津斯基20年前就預言:“中國可能不用太長的時間就會在全球事務中采取一種較為堅決而自信的姿態”。他們認為,用中華文化武裝起來的中國領導人,有一套自己的戰略思想,是理想的也是務實的,是敏銳的也是有耐性的,是堅強的也是善于應對與自我調整的,是講原則的也是足夠靈活的,是善于保護自身又具有足夠內存容量的。這正是中國思維方式所賦予我們的養料:不拒絕任何為我所用的啟示與參照,不做刻舟求劍的傻事,同時懂得過猶不及,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循序漸進、穩中求快,保證改革不會走上歧路。
中華傳統文化的轉化與發展
我們碰到的問題是古老文化的現代化。轉化是指,要使封建文化與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前現代的精神資源轉化為現代化的精神財富。發展是指,擯棄相對保守滯后的文化以建設適用于科學思維的、汲取了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符合人類發展方向的前瞻性文化體系。這件事做得好,將使中華民族受益無窮,并為世界提供范例。
文化有相對穩定性、生活嵌入性、無處不在性,何況已經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化。文化是一個互為依存的整體,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沒有那么容易,這就是為什么有些帶有封建主義瘢痕的文化遺存總是依附在我們社會肌體上。但是不論有多么困難,我們必須面對這個時代課題。
比如《弟子規》中有“人之短、切莫揭”一句,一般來說這是對的,別人有什么生理缺陷、難言之隱,你當然不能總掛在口頭上;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人要有是非觀念,要堅持真理,有的短是要揭的啊!而且除了弟子行為需要規范以外,父母也罷,上級也罷,都要樹立自己的規范與責任。如同需要“弟子規”一樣,我們也需要“老板規”與“父母規”。
又比如孔子的名言“君子不器”,是說君子的責任在于修齊治平,君子不應該關注于形而下的“器”,而應該全神貫注于形而上的“道”。但是我們今天認為,“器”和“利”,關系發展這個硬道理。我們今天必須強調傳統文化中所缺少的科學、邏輯、數理、技藝,“魯班精神”、“工匠精神”、科學方法、精細管理、經濟效益等等,恰恰是我們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大大關注與致力的。但是孔子講“君子不器”自有他的道理。孔子的中心意思是說,君子不應當拘泥于小事和具體事,而應當通過“器”看到事物的“道”,不要成為器具的奴隸,要有理想,有道德,成為生活主體。這個說法在今天甚至具有“后現代”意義。
再比如孔孟都強調從家庭中的孝悌做起,達到仁義天下、忠恕他人的目標。孟子甚至假設如果舜的父親殺了人,舜可以逮捕他,但逮捕后應該幫他跑掉,放棄王位,陪他度日。這當然不符合現代法制精神。我們不能將家庭人倫血緣關系擺在道義與法律、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之上。但同時我們依然認為,孔孟所強調的家庭倫理關系是我們中華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合人倫合常理的,只是必須遵守法律底線,符合公共道德。
文化創新發展的關鍵是,要用先進文化豐富調整安頓我們傳統文化中的道德人倫情感,同時用傳統文化的包容消化能力使當代文化、外來文化變得更加符合國情,對今天的中國適用與有
近年來,有西方學者感嘆他們的頹勢,認為西方的優越性已快走到盡頭;但也有人依然竭力貶低中國經驗。問題是不管有來自何種方向的聲音,越是在各種質疑聲中,在世界可能需要從古老中國的穩健思路與軌跡中獲得參照與補充的時候,我們越是不能對自己的成就和發展感到滿足。我們志在對民族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我們還有相當差距,對待外來先進文化的學習借鑒、汲取消化、為我所用的腳步不能停止;同時把中華文化繼承好弘揚好。
文化自信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于中外大事大課題,我們要有自己的語言,要有中華命題和中華說法。例如“一帶一路”戰略,就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落實。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不泥古、不崇洋,以天下為己任。中國越是發展成功,越要善于學習,永不停步。中國的文化自信是前進中的自信,學習中的自信,從善如流的自信。
今天談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有其特殊意義。我們身處一個時常感到無所適從的多樣文化環境,面對的是一個在近現代受到過多方挑戰、多種考驗、不無歪曲的文化,一種博大精深而不易輕易取舍的文化,又是一個隨著國家的迅猛發展,日益被珍視、顯現出強大生命力的文化。此時更需要我們汲取正確的精神實質,有揚有棄,有用有廢,把傳統文化中歧視婦女、弱化身心、扼殺創造等種種封建糟粕,毫不留情地淘汰,而把激勵心志、堅守美德、智慧深邃、胸懷天下等壯闊醇厚的元素,薪盡火傳,日月經天,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格局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人們的思維方式得到多方啟發,文化思潮日益開闊豐富,出現了多樣化的文化生態,但也似乎出現了“亂象”。全球化與現代化,沖擊著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語言方式、風俗習慣、民族傳統。有些毋庸置疑是應該接受的,有些則是我們不愿接受而必須面對的。比如批量生產的消費文化,沖擊著主流文化、高端文化;迅捷的網絡信息,人云亦云的大撥思維,沖擊著獨立深入的閱讀與思考。市場經濟在更好地配置資源的同時,也使文化領域染上了拜金、淺薄、媚俗、做假的風氣,市場炒作使文化成果良莠莫辨,有償新聞與有償評論加劇了這種混亂。在浮躁的氣氛下,有些演出在熱熱鬧鬧之后并未給我們的文化留下任何遺產,票房高低常常成為一部電影是否“成功”的唯一標志,而文學作品則是印數至上。網絡中出現了各種貶低嚴肅文化與高尚思想的低俗甚至丑陋的東西。價值觀念、社會風尚,都通過娛樂休閑市場表現出了異質的多樣元素,此外還有一些片面性荒謬性觀點,例如全盤西化或者全面懷舊等思潮傾向。
這種時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與善于實現引領、整合、包容、平衡與進一步提升,以優秀傳統文化、主流文化為主心骨,積極構建生氣勃勃、富有創新活力,又能夠滿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態格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可以成為我們文化自信的載體。我們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核心價值,既融會了古代中國的仁愛、親民、崇文、尚和觀念,也體現了先進的愛國、人權、民主、自由、法治觀念,并且與我們革命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奉獻精神息息相通。
重視價值觀教育,就是重視世道人心,就是讓每個中國公民都有道德主體意識,誠如孔子所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法治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底線,道德則是調節規范社會穩定的無形而強大的支柱,而文化,恰好決定了道德的價值構成。如果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散發出中華文化特有的氣質,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行事準則,那么,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就會煥然一新了。
某些文化歧義與碰撞,帶來了沖擊也帶來了機遇。我們對于雙百、二為方針的堅守,將有利于文化的繁榮;我們對于文化人才的支持與尊重,將吸引各方人才為我所用。國家的文化操作,應該有利于更好地進行文化教育與創新,文化爭鳴與討論,文化傳播與提升。
提倡中華風度與中華生活方式
我們的文化自信不是顧影自憐,也不是文化自傲,更不是像“奇葩”辜鴻銘欣賞婦女小腳、贊成一夫多妻制那樣的扭曲的“自信”。我們應該提倡一種“中華風度”:文質彬彬、從容不迫、避免爭拗、和諧穩重,再補充以健康公平的競爭,以及對于核心價值核心利益的堅守,“中華風度”幾近完美。設想一下這樣的中國人:有著詩書禮樂的教養與文化,琴棋書畫的益智與審美,精致而儉樸的生活態度,貧賤不能移與富而好禮的姿態,行云流水、水到渠成的耐心,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明達與開闊,誰能不喜愛有著這樣“中華風度”的人?遺憾的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由于教育傳承得不夠,許多國人沒能將風度塑造得如此美好。
我們應該格外珍惜這一份深厚獨特的文化遺產。文化是理念更是生活。我們的漢語漢字、詩詞歌賦、筆墨紙硯、中華烹調、養生醫藥、建筑園林、傳統節日、民族藝術、民間工藝、禮儀民俗……構成了優美的中華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時代,我們越發認識到民族與地域文化特色的珍貴。尤其是漢字的綜合性、豐富性、靈動性與審美性特色,是中國保持統一的重要因素,是中國人整合性關聯性思維的重要基石。我們要進一步提高全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漢語漢字水平,在提倡普通話的時候保護方言,在普及簡體字的時候珍重繁體字,在使用白話文的同時學習掌握文言文。學習外語永遠不應是也不能是疏于母語的理由。如今,不僅國人日益從中華文化生活方式中得到了可貴可親的享受和滋養,還有更多的國際友人加入了學習中華文化的行列。
中華文化經圣人學者的闡揚,歷經幾千年,早已化為億萬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貴在潛移默化,貴在浸潤身心,貴在心心相印,貴在蔚然成風。真正的文化自信拒絕炒作造勢、夸大其詞、巧言令色、形式主義;真正的文化自信具備抵制低俗化、淺薄化、哄鬧化、片面化、狹隘化的能力和定力。文化屬于人民,文化的有效性在于提升生活質量、精神面貌、成就實績。文化屬于人民,文化還歸功于巨匠大師,文化需要強大陣容,文化需要群星燦爛,文化要看高端果實,文化一定會造福本土、造福人類、造福全球。這都需要我們有國家層面的長中短期文化教育規劃,國家層面的思想文化激勵與榮銜制度,以催生國家層面、人類層面的引以為自豪的人才和成果。
我們中華民族確實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這不是“老大帝國”的狂妄自大,這是建立在轉化與變革的舉世矚目、發展與創新的累累碩果之上的堅實自信。中華民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對困難,化解矛盾。我們走過的道路讓我們自信,我們創造的業績使我們能夠自信。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內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們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復興,托起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創造我們的文化輝煌,助力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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