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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中國共產黨的四個三十年

點擊：4493  作者：潘維    來源：《經濟導刊》4月刊  發布時間:2017-04-23 14:42:59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大致可分成四個三十年。從1920到1950年是中國革命的三十年，從1950到1980年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三十年，從1980到2010年是改革開放創造巨大社會財富的三十年。從2010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進入了第四個三十年。怎樣定義這個歷史時期？這要看是否有新的目標和任務。

 

　　偉大的中國時代：三個三十年的曲折道路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去美國讀博士。兜里只揣著10美元就上了飛機，10美元是我一個月的工資。當時人民幣最大面值是10元，合黑市價1美元。帶10美元就敢上飛機出國，膽子夠大。可我當時沒覺得害怕，只有去世界上最發達國家學習的興奮。

 

　　到美國后的第一天，我就被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夜晚的燈火震驚了。要是中國建那么多高速公路，我們到哪里種糧食吃？美國人家晚上只有臥室關燈，而我們從小養成的習慣是“節約用電，隨手關燈”。到美國一年后，中國第一條高速公路通車，從沈陽到大連。今天，中國的發電量和高速公路總里程已經遠超美國。

 

　　在美國讀了好多年書以后，我才有幸在大型連鎖超市見到了第一件“中國制造”，那是吹頭發的電吹風，售價2美元。把購買收據寄給批發商，批發商還會寄還給我1美元支票，實際上賣1美元。那時美國的5毛錢只能買份報紙。興奮地把咱的國貨帶回家，插上電源，打開開關，僅1秒鐘就燒壞了。沒問題，小概率事件，立刻去超市更換。換了后，頭發還沒吹干，又燒了。只好退掉，因為去超市換要花油錢和時間。僅僅二十年后，想在美國買任何不是“中國制造”的日用品已經很難了。我讀博士的學校距“金門大橋”不遠，那座大橋建于上世紀20-30年代，是美國制造業發達的象征。但二十年后，金門大橋附近重建規模大得多的“海灣大橋”，只能是“中國制造”。

 

　　三十年就時空倒轉。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不再以挨餓和落后挨打著名了。十年前我去拉美的秘魯教過書。那里的華人告訴我，他們過去常稱自己是日本裔，不說自己是華裔，以免遭歧視。可在我去教書的時候，日裔常稱自己是華裔，華裔背后是一個比日本更強大的國家。在我留學的時代，無論在哪國，買一件貴些的商品店家就會問，“你是日本人？”而今買一件貴些的商品會被問，“你是中國人？”

 

　　“中國奇跡”是我們40后、50后、60后這輩人拼命干出來的。上世紀90年代回母校北大教書，我一個學期教7門課，月薪僅3000元。學生數量迅速增加，教育水準迅速提高，工資也快速上漲。我在北大讀本科時，“國際政治系”30多個教員里只有三五個人通洋文。稍早些的“工農兵大學生”還有不少沒見過外國人，系里就把學生拉到天津港，仰望靠港補給貨輪上各式各樣的外國人。而今，北大的“國際關系學院”世界知名，每個教員都精通至少一門外語，三成學生來自外國，而且主體是美歐白人。我自己在美國留學時夢想過：有那么一天，美國人也來中國的大學讀書，像我們用英文答考卷那樣用中文答考卷。沒想到這夢想居然實現了。每次期末閉卷考試，我都給外國人額外增加半小時。作為曾經的留學生，我知道他們用中文答考卷比我們當初用英文更艱難。

 

　　中國革命是兩代人接力干成的。19世紀80～90年代出生是第一代人。20世紀20～30年代出生是第二代人。毛澤東是“90后”。我的碩士導師陳翰笙是李大釗、陳獨秀的同事，也是“90后”，當年他是北大最年輕的正教授，107歲去世時是北大年齡最長的教授。我們這一輩就是在他們的影響下長大的，我崇拜他們干革命的功績，他們把祖國從任人欺辱的弱國變成了世界強國。我更熟悉我們這代人，革命后成長起來的20世紀40后、50后、60后。我們這代人只用了三十年就把我國人均收入翻了6番，中國從一個世界最著名的貧困落后國家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比較富裕的國家。但我們這代人還遠未完成中國建設。

中國革命是靠兩代人接力才完成的，中國建設也要靠兩代人接力完成，靠70后、80后、90后繼續努力，在未來三十年把中國的人均收入翻3番。從8000美元翻到1.6萬，再翻到3.2萬，再翻到6.4萬。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時，中華民族就應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中共的三個三十年在世界上開創了一個“中國時代”。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再是夢想，只差這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三十年了。

 

　　80后、90后這代人會與我們這代人經歷至少同樣的困苦，將走同樣曲折的道路，也可能面臨重大的挫折和失敗。然而，如同前三代人，只要不背叛信念，不屈不撓，最后的勝利將屬于你們。

 

　　如果你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事業的歷史有基本的了解，會知道那是從失敗走向勝利。但如果你熟悉走那條路的細節，就知道道路非常曲折，走得跌跌撞撞，步步染血，屢戰屢敗，充斥失望、絕望甚至背叛，屢敗屢戰才贏下最后一役。

 

　　馬克思指出了一條革命的路——制造業時代的資本主義成熟了，工人階級革命的時代就降臨了。列寧指出了另一條革命的路——盡管資本主義不發達，但依靠城市工人起義就能成功。中國呢，在南湖那條船上開中共一大時，毛澤東幾乎插不上話，似乎并不明白他的同志們和洋專家都在談論什么，后來一連串的失敗讓他摸索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路——依靠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農村包圍城市。社會主義建設那30年同樣充斥血的教訓，改革開放30年的路走得同樣曲折。很多事情回頭看，當評論家很容易，可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領導集團？失敗是成功之母，但也可能一敗涂地。

 

　　在漫長的屢戰屢敗的過程里，不少同志拋棄了理想，離開了黨，甚至加入敵對陣營。這不僅發生在革命時代，更發生在建設時代。在我的同代人里就有不少，其中有我的朋友、同學、同事、老師、領導，還有學生。然而，更多的人忠誠于理想，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復興大業，于是跟著黨屢敗屢戰，熬過了艱難困苦，與祖國一道進步，分享榮耀。

 

　　第三個三十年：改革開放時代產生的新問題

 

　　世界上沒有沒成本的收益，成就越大，成本就越高。中國如此，美國也如此。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滅絕，對黑人實行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發明制造大規模殺傷武器欺負和掠奪其他國家的人民，是美國成為偉大國家所付出的代價。如同上一代人，我們這代人曾經歷了難以言狀的磨難，在個人成長道路上的重大挫折，等等。你們在大學教室里聽到過很多中國建設時代的辛酸故事。而且，開放讓我們不少大學文科老師粗通西方的政治教條，經常用“民主、法治、市場”三個抽象概念來解釋中國幾十年建設中所遇到的問題，也憑著這幾個抽象概念去推理和想象西方國家先進的原因。更有少數老師通過講述中國建設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挫折，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市場機制和物質財富的迷思模糊了不少大學教師的思想和信念。可以說，我們大學里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課已經失效。習慣于講授政治教條的老師們，自己對那些教條也越來越懷疑，加上缺乏研究問題的專業能力和與外部世界交流溝通的能力，就有一些教員反戈一擊成為宣揚西方政治教條的生力軍。

 

　　習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講話中提出了“培養誰的接班人”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其實是“誰在培養接班人”。[1]不僅大學的思想政治課，連中共中央黨校“姓什么”都已成了問題——總書記不久前強調，黨校“必須姓黨。”

 

　　由于中國人財富的快速積累，我國大學生去外國交流的機會迅速增加，幾乎一半本科和研究生有機會去發達和欠發達國家看看，甚至生活一、二年。他們比很多文科老師去過的國家還多，見識更廣。他們知道不同國家的發達或不發達，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再相信由“民主、法治、市場”三個抽象概念組成的藥方能夠包治百病，包治所有國家在所有時期的病。

 

　　浮夸遇到現實就顯出蒼白空虛。書本上讀到并向往的倫敦、紐約、洛杉磯，在基礎設施上明顯不如上海、深圳、北京。北京中關村二小某學生頭上被同學扣了廁紙簍就轟動全國，可美國公立學校門口立著金屬探測器是為防止學生們帶槍上學。在美國大中型城市晚間出門散步已經不可想象了，有的城市甚至長期實施宵禁，監獄里人滿為患，所以自由美國的警察也有使用槍械的自由。興趣更廣泛的學生還會去巴西、印度等欠發達國家，發現那里有比美國激烈得多的競選，有更多的言論出版自由，也有司法獨立和開放的市場經濟，卻到處都是赤貧和貪污腐敗。他們未曾想，在大學學到的中國六十年“悲慘世界”卻反證了“中國奇跡”。有了游歷外國的實地經驗，盡管對思想政治課深度懷疑，想不染上些紅色也難，于是有了“粉紅”，懂得了海外華人華僑為什么心向祖國。

 

　　既然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獲得了震驚世界的巨大的成就，為什么我們這代人，包括不少大學教師，會有那么多抱怨，為什么向往西方政治制度？巨大的成就伴隨巨大的成本。抱怨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們的成功之路太曲折了，代價太沉重了。

 

　　開拓向上攀登的路只能是曲折的，天上掉餡餅是小概率事件。每個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的困難。終結人類歷史的、所謂一勞永逸的“制度安排”無異于“永動機”。國家的基本制度是文明的一種，是從腳下的土地上長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幾個聰明人“設計”出來的。那種好制度導致好結果的判斷是標準的歷史唯心主義。辯證的思維方式告訴我們，解決一個主要矛盾的方法本身會導致一個新的主要矛盾。“開創新時代”就是開始著手解決新的主要矛盾。中國是在不斷解決新問題中快速進步的。

 

　　改革開放前，“患寡”是中國的主要矛盾，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是我們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挨餓是中國延續千年的老問題了，特別是在農業發展導致人口暴增的年代。改革開放后，我們主要靠市場機制解決了挨餓問題，也解決了日用工業品嚴重短缺問題。但市場機制逐漸催生了“患不均”這個新的主要矛盾。而今養2億小孩、送2億老人的困境不能僅靠市場，更要求政府提供比較均等的公共產品，例如教育、醫療、退休和住房安排。改革開放的成就催生了下面三個新的主要問題、主要矛盾。

 

　　黨不能蛻化成為行政機構

 

　　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國三十年市場經濟建設和財富創造事業的當然也是中國共產黨。可是，在完成這個新任務的半途，環境產生了非常關鍵的變化。中國國民黨逃到臺灣后勵精圖治，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跡，但也再度患上了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和黨內充斥投機分裂分子的老病，國民黨被自己親手創造的市場和新財富斷送了。中國共產黨創造的經濟奇跡在規模上遠大于臺灣經濟奇跡，掌握的財富量更遠非臺灣可比，是否會陷入被市場和財富埋葬的危險中？

 

　　當官做老爺，支配大量財富，是常人很難拒絕的誘惑，何況官員們對巨大財富的創造確實做出了重大貢獻。為按期完成一條高速公路建設，省公路局長沒時間顧家。為應對和協調資金、規劃、拆遷、承包商、工人薪水、還有基層政府和上級政府的種種要求，他每天數次參加酒席，喝到深夜，喝到胃潰瘍。自己月薪只有3000元，但每天過手的資金上億。面對來“打點”的各路承包商和利益相關方，自己可以拒腐蝕過苦日子，但有幾人能拒絕自己孩子被“承包”去英美澳留學的誘惑？

 

　　而今中國共產黨有近9000萬黨員，數量超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人口。然而，普通黨員與“黨政系統”之間幾乎只剩下交黨費的關系了。很多大學生入黨為“當官”，而進入私營企業就連黨費也不交了，成了“失聯黨員”。私企為我國每年畢業的6-7百萬大學生提供了最大的就業市場，但在私企里建立黨組織是要支持雇工還是雇主？或者雇主的市場決策需要黨來指揮？

 

　　市場機制嚴密覆蓋了我國的全部工作社區。事業單位和教育機構也有嚴謹的組織。然而，我國百姓生活的居住社區卻是一盤散沙。人們不是為工作而工作，而是為生活而工作。一年不僅有工作日還有節假日，一周有7天而非5天，一天有24小時而非8小時，一個家庭不僅有上班的壯年人還有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還可能有無業或在家自謀營生的人。城鄉的居民們無組織，就得靠自私自利來“自救”，彼此占彼此的便宜，占社區共有財產的便宜，國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這是我國社會道德淪落，社會失序的根本原因，也是社會治理成本越來越高，高到不可思議的原因。不愛自己居住的社區怎么會愛家鄉，愛祖國？居住社區是中華民族倫理道德的根基。

 

　　而今我國黨政體系中流行一個“先進”的社區治理辦法——把居住社區的組織工作“外包”給非政府組織或社會企業。有些地方的黨組織甚至把“黨建”也“外包”了。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而執政權就是組織社會的權力。美國法律規定富人投入社會組織的錢免稅，也就是說，政府把稅收轉讓給富人，把組織社會的權力“外包”給了富人。因此，美國連平民的社會組織也對資本主義深信不疑。這就叫資產階級執政的國家。誰來組織基層社會，誰就擁有執政權。

 

　　“執政”遠非僅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那是執政的果而非執政的因。執政黨首先是“黨”，因為有了黨才能執政。黨是做什么的？黨的核心任務是組織社會。美歐政黨的主要工作是組織黨工去家家戶戶敲門派傳單，說服居民投本黨的票。如果社會組織工作都“外包”出去，為什么要近9000萬黨員，幾乎每10個成年人中有一個？黨員難道不是組織社會的義工？且不說“外包”的對象需要把從官方所得經費的至少一半充作“行政成本”——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行政成本通常超過其總經費的80%——更大的問題在于黨本身消亡了，成了科層化的行政機器。成為科層行政機器就必然脫離廣大群眾，甚至脫離不屬于“黨政系統”的8000多萬中共黨員。

 

　　在政治生活里，自上而下發號施令的行政機器天生脆弱，向來是泥足巨人、空中樓閣。自漢朝以降到清朝，主要朝代均壽長達三百年，為何都聲稱“以孝治天下”？政府的真正基礎是鄉村社區自治。組織領導社區的鄉紳們大體屬于孔門弟子——儒黨，為大家庭服務的黨，一只腳在社區里，另一只腳在政府里。他們不從政府領薪水，所以社會治理成本極為低廉。

 

　　在革命時代，獲得了執政權的國民黨有錢有槍，黨員們卻脫離廣大群眾，熱衷當官做老爺，不復在意“以民為本”的古訓，就在居民區喪失了根基，迅速腐化。國民政府并非于1949年才喪失了執政權。當中華大地的村莊成了權力真空，國民政府的執政權早就丟失了，只是誰來取代的問題。因此，我們今天看到全世界的各種勢力紛紛來我國基層社區“填補真空”，包括宗教勢力。

 

　　市場化高潮時，官員中流行過一個說法，“只要錢能解決的事都不是大事”。從那時起，我們不少官員染上了花錢“平事”的壞習慣。

 

　　共產黨的革命傳統是依靠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把群眾組織成人民，把人民當成上帝，讓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共產黨人信仰移山，是帶著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靠“缸滿院凈、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感動了人民這個“上帝”。人心齊，泰山移，組織起來的人民力大無窮，就把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了。共產黨不是上帝，人民才是上帝。信仰錢財，靠發慈善籠絡人心的是國民黨；信仰人民，組織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是共產黨。

 

　　群眾組織起來才是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權力和權利。有了人民的權力和權利執政黨才不會腐敗、不會脫離群眾，才會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黨的行政化有兩大惡果。第一，入黨為做官，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辦國家的“大事”不辦百姓的“小事”，黨就逐漸脫離群眾，腐敗、變質、消亡了。第二，因為黨的行政化，行政體系變得高度政治化，打著政治旗號濫用人力、物力、財力，行政專業精神越來越差，專業水準越來越低，盡管官員們的學歷越來越高。

 

　　為什么我國社會管理成本越來越高，在高科技、大數據、攝像頭，以及城管和協警上花掉了巨額稅款，但社會秩序卻依然未見好轉，甚至每況愈下？科層體系不可能單獨治國。在治理體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這個道理適用于無論大小貧富的所有國家。科層體系能辦“大事”辦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辦“小事”辦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從社區居民中來，到社區居民中去，動員和組織群眾“自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決自己社區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們黨就能深切地感知群眾最需要什么，把有限的行政資源投入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上。

 

　　社會不能從團結走向分裂

 

　　當今全球化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也是資本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場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和空前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導致了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甚至贏家通吃，導致了普通百姓日漸強烈的“相對被剝奪感”。平民的憤怒最終匯聚成席卷整個西方的“民粹”主義浪潮。這個浪潮在進入欠發達國家后將會更加猛烈，因為市場在那里制造的貧富鴻溝更寬、更深。

 

　　例外的僅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北歐國家。那里收入和“養小送老”的平等異常堅固，而且在世界市場上維持著一流的競爭力，戰后僅幾十年就從歐洲的窮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類似的亞洲國家只有新加坡，徹底的自由市場伴隨政府給全體國民提供均等的住房保障，并以住房為抵押提供事實上的全民醫療和養老保障。新加坡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驚人，獨立僅半個世紀人均GDP就超過了6萬美元。

 

　　在我國的市場化過程中，先是地區差距擴大，接著是城鄉差距擴大，再下來是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形成了巨大的收入鴻溝。我帶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十來年后，做公務員的年薪幾萬塊，在制造業做管理者的年收入十幾萬，在IT業的年收入百萬，在金融業的年收入有達千萬以上的。他們在北大期間都很出色，畢業論文寫得都很好，但畢業后收入差距迅速拉開至百倍。這是我們社會原先沒有過的事。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社會各領域都市場化了的時代，收入鴻溝將意味社會分裂。

 

　　如何看待這個瞬間創造了巨大財富的中國社會？我們的普通百姓也分裂了。已經退休和即將退休的人們在各自小學、中學、大學同學的“微信群”里抱團取暖。但只要涉及時政就開始罵戰，價值觀水火不容。社會分裂不可能不引發黨和政府官員們在思想上的混亂和分裂。敵對勢力也看到了機會，國內外聯手，雇人在微信群里循環散發各種政治謠言，主題恒定是西方各國政府純潔高尚，中國政府一團漆黑。辟謠后一、兩個月，同樣的謠言就又傳過來了。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市場的沖擊下，中國社會賴以存在的居民社區組織也逐漸崩潰。沒組織的居民們只能“自助”、自私自利。黑社會和互坑互害的六合彩賭博在鄉村盛行，城市居民則為解決種種互坑互害的“小事”絕望地企圖建立“業主委員會”，卻因為分裂總也建不起來。我們要講社會公德，但只有個人沒有社會哪來的“公德”？我們要社會治理，只有個人沒有社會怎么可能“治理”？信奉“以人為本”和信奉“以民為本”是有重大區別的。

 

　　市場競爭中的輸家不僅有個體，還有區域性的整體，有族裔，有“銹帶”，有城市貧民窟和準貧民窟。因此，近代以來的世界史充斥著階級與階級斗爭，民族與民族斗爭。我國的發展要保持可持續，不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團結是必要條件。

 

　　自然環境惡化必須治理

 

　　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已經被我們自己破壞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提到經濟發展成就也會相當尷尬。鋼鐵和煤炭曾經系著我們最大的夢想和希望。我們實現了那夢想，甚至遙遙領先于世界，但華北平原上的濃重霧霾卻讓那巨大成就失去了光彩。無論貧富貴賤，只要是中國人，生活里就都有光山禿嶺、骯臟的河流、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壤、污濁的空氣、不安全的食品。人類正在摧毀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中國人自己在摧毀中國人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因此，保護自然環境與發展經濟同等重要。

 

　　然而，改善我國百姓的生活顯然需要大量的鋼鐵、水泥、電力、玻璃、煤炭、化肥、農藥、石油化工產品——在目前技術條件下都是高污染行業。我們想要干凈的空氣，但我們也想擁有和使用家庭小汽車。我們的人民還不夠富裕，對價格很敏感，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廉價就意味著最新的環保技術“太昂貴”。我國可以從更窮的鄰國進口那些高污染工業的產品嗎？我們有那么多高科技產品可供出口嗎？發達國家全部人口加起來才10億，而我國人口接近14億。即便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將污染鄰國的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各地激進的環保主義者從政治取向上都是反市場、反資本主義的。

 

　　我們或許都同意，被破壞的環境應當得到修復。但修復被工業破壞了的環境非常昂貴。那需要我們每個生產和消費了廉價工業品的公民交更多的稅，而且恢復環境的努力在本質上不是市場行為，不可能靠市場機制自動完成。那需要堅強、有效、廉潔的領導集團才可能落實修復環境的政策。

 

　　上述三大問題是我們這代人遺留下來的。為了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建設成就，為了那巨大的財富，我們這代人建設了市場體系，或多或少支持并參與了拆掉醫療、教育、住房、收入的平等。但是我們不應給下一代人留下一個分裂的社會，被嚴重破壞了的自然環境，特別是質量嚴重下滑的執政黨。

 

　　在解釋中國共產黨第四個30年之前，我想先講個道理，或許有助于理解現實世界以及我們的追求。

 

　　“人之道”與“天之道”：物質欲望與精神文明

 

　　驅動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是什么？是物欲，物欲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可以分成貪婪和求知兩種。人的貪婪沒限度，對財富永不知足。人的求知欲沒限度，知道得越多就覺得越少。人的“本能”遠比獸性強烈，強烈到可以輕易摧毀人類自身——比如發明和制造了原子彈。若人類僅有物欲本能，就會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而陷入殺、偷、搶、騙，遺棄老弱病殘，很快毀滅。但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動物，人除了有“本能”還有與本能反向的“人性”。人性平衡人的本能，讓人類長久生存。

 

　　什么是人性？為人類徹底平等的未來后世，限制乃至犧牲現世的物欲，就是人性。如果我們把人類創造的財富稱為“物質文明”，人性就是道德情操，是人類特有的“精神文明”。市場經濟學家經常說限制這個或那個不符合“人性”，其實他們指的是人的本能，而非人性。所以我們把自私殘忍的行為稱為“沒人性”。

 

　　自文明的曙光誕生以來，本能與人性之間始終在博弈。電影“少年派漂流記”講一個印度少年與一只老虎同船在大海上漂流，生動地描述了本能與人性的博弈。自出現財產私有制后，越來越深重的不平等一直困擾人類。物欲的本能創造了越來越富足的物質生活，也制造了越來越大的社會分裂；而人們同時向往平等，向往社會平等團結親如一家的未來。

 

　　從本能的角度看，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似乎始終是（物質）需求與供給（短缺）的矛盾。馬克思精辟地指出，資本主義市場創造了空前龐大的財富，也創造了空前強烈的財富短缺感。因此，資本主義時代人類的根本問題是物質生產越豐裕，人們的短缺感越強烈。他的這個判斷顯然符合我們最近三十年的感受。

 

　　為解決人類的根本問題，馬克思描繪了一個徹底平等、徹底自由的共產主義未來社會：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基于私產的家庭，沒有固定分工，也沒有法律和國家機器；人們以勞動為第一需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有充分閑暇享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馬克思不是第一個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早在2500年前，古希臘的柏拉圖就描述過類似的“理想國”。與柏拉圖同時代的中國孔子也描述過人類徹底平等的理想。《禮記·大同篇》這樣記述孔夫子以“大同”著名的共產主義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些認識都閃耀著人性的光芒。

 

　　再說宗教。對平等的渴望是宗教得以被廣泛信仰的基礎。現世是不平等、苦難的，但佛耶穆三大宗教都許諾現世的苦難能換到來世平等。死后與神同在是平等，苦修成道是平等，報應輪回也是平等。共產主義者批評宗教是麻痹民眾斗爭精神的鴉片，認為平等不應是來世的許諾，而應是在現世對不平等進行不懈斗爭而取得的社會進步。但佛耶穆三大宗教追求人性和道德情操，體現了對精神文明的追求。具體的宗教不會永恒，但精神文明永恒。

 

　　共產黨人唯物，卻有精神信仰，即對人類進步、最終徹底平等的信念。到目前為止，精神文明在邏輯上最完美的表達是沒有私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共產黨人的信仰代表進步和先進。從“小康”到“大同”的中國傳統思想也有這樣的先進性。小康是一個私有社會，但又是財富分配比較平均、平等的社會，社會至上。而且小康并不是歷史的終結，還要繼續進步到“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這里的“為”讀二聲，意思是“歸屬于”。“天下為公”即普天之下的人和物都不屬“私”，人們相親相愛不分彼此。這是中國古典思想的先進性。

 

　　建國時，共產黨只有幾百萬人，黨員是“百里挑一”。如要保持“先鋒隊”性質，黨員數量大概不應超過2%。當中共黨員不應是為了執政，不是為脫離百姓當官發財，而是為扎根普通百姓中為人民服務，為自己生活的居民社區服務。

 

　　中國的文化體系確實很特殊。中國有獨特的理論體系應對中國式的不平等，即從“小康”到“大同”的理論體系。馬克思的西式理論體系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中國人而言，中式的理論簡單、親民，不太強調階級與階級斗爭。但就“以社會平等求社會團結”的社會主義目標而言，中西理論體系是相通甚至相同的。

 

　　“小康”是中華的古典思想，即力圖在人的物欲本能和人性之間保持動態平衡，不走極端。希臘、羅馬是高度解放物欲的社會，而中世紀又是激進精神主義、壓抑一切物欲本能的社會，被再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稱為“黑暗時代”。當今，西方的民眾覺得資本主義物欲太過分，主流歷史學家就開始為中世紀平反，說中世紀不是黑暗時代，民主、法治都源于中世紀。他們在極端的物質主義與精神主義之間來回搖擺，在精英主義和平民主義之間來回搖擺，走極端。反觀中國歷史，取中庸之道，沒有這么明顯的文明斷裂，而是綿延不絕。今天歐美的左翼平民主義、右翼平民主義、左翼精英主義、右翼精英主義打成了一鍋粥，到處是“黑天鵝”，政治風向和前途越來越難預測。而今的中國成為政治取向可預見的、走得比較平穩的唯一大國。

 

　　2500年前的老子著述了《道德經》。他講：“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即人的本能就是讓贏家通吃。他又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道法自然，國家要設法讓贏家補貼輸家就是大自然持續之道，即天道。天道符合我們在前面反復提到的“人性”。天道不可違，違背天道人類就沒法持續生存。所以，老子告誡一切治國理政的人要“損有余而奉天下”，讓天下蒼生太平有序。這就是小康社會比較平等、均富的道理，是動態平衡的道理。人的本能需要人性來平衡，物欲要用精神文明來平衡。

 

　　我將用這個“損有余而奉天下”的思想解釋中國共產黨第四個三十年的新任務。

 

　　第四個三十年：“損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會

 

　　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四個30年里，我們期待“損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會。

 

　　全球化時代的“天下”不僅有我們中國，還包括整個世界、全人類。中國一直遭到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科技禁運，武器禁運，而且他們拒絕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就是說可以不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隨意給中國出口產品施加懲罰性高關稅。西方國家要求中國承擔所謂“國際社會”的責任，為西方國家俱樂部惹出的麻煩承擔責任，卻不發給我國俱樂部會員證。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我們中國仍愿以身作則，號召全世界為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做貢獻，損有余而奉天下。中國帶頭支撐世界可持續的繁榮與和平，倡議建設“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呼吁建設互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道義立場和先進的世界觀與美國地產商總統以鄰為壑，贏家通吃的企圖形成了鮮明對比，獲得了世界的尊重。

 

　　然而，中國畢竟還不很富裕，也還是個落后國家。在72億世界總人口中，中國占了13-14億。所以，中國辦好自己的事就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就會成為廣大欠發達國家的典范。

 

　　針對我們在第二節提出的三大問題，中國共產黨正在開創人民共和國的新時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辦成三件大事，從嚴治黨、實現共同富裕、恢復自然環境。

 

　　從嚴治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從嚴治黨，我們能批評這個還沒解決，那個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從嚴治黨僅四年就取得了明顯成就。總書記說“久久為功”，甚至“反腐敗永遠在路上”。我們黨就是要成為一個謙虛、謹慎、廉潔自律的黨，一個重新融入百姓生活里的黨。

 

　　如果我們定下這目標，堅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產黨將面貌一新，會與現在很不一樣。那時的舞臺上是你們這代人那將是你們持續努力的結果。在市場的時代執政，拒絕財富的誘惑和權力的傲慢非常難。只要有堅定的信念，堅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現在對違反黨紀的嚴厲懲罰，我們還需要一步步恢復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把支部建在每個居民區里，把居民們組織起來，互幫互助，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就像我黨在電視廣告上說的，“中國共產黨就在你身邊”。

 

　　現代城市居民區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滿足人們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要求了，而是關于諸如喂養寵物、商住混合、噪音擾民、垃圾處理、違章建筑、亂停車等各種糾紛，還有送小孩上學需要合作拼車，還有老人們需要有人幫買菜做飯、陪伴說說話，以及臨終需要有醫院接納，等等，等等。黨組織和黨員們要關心群眾生活的“小事”，與自己居住的每個社區的群眾同甘共苦，動員和組織居民齊心解決這些“小事”，并調動基層派出所、居委會、城管、街道等政府資源都來支持黨組織解決居民們的困難。這關系著我黨能否得“民心”，是黨的聲望和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能做到這些，共產黨就能恢復與廣大百姓的血肉聯系，就會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權力和權利。這是中華“以民為本”的悠久道統。

 

“損有余而奉天下”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治國理念。共產黨人信奉的是共產主義，那是一種精神信仰。在大量釋放人類本能的市場時代，黨員特別需要恢復和不斷重溫對未來大同社會的信仰。首先，先進的信仰是這個龐大政治組織先進性、進步性的必要。其次，信仰體現黨員個人的先進性，因為信仰也是一種個人修養。共產黨人的修養凝聚在毛澤東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圣經”。第一篇是《為人民服務》，第二篇是《紀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信仰還是一種個人情懷，共產黨人的情懷。黨員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黨員有私產，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難的時候，在危險的時候，在需要為公共利益犧牲自己利益的時候，共產黨人應比其他人更能站出來，更肯做出犧牲。

 

　　共同富裕

 

　　市場機制是中國創造財富的工具，但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共享的小康，是社會主義。以市場為工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們走得比較平穩，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分配經濟要素的“基礎性作用”提升為“決定性作用”，接下來的四中全會要建設成熟的法治，為市場機制保駕護航。對此，國內外不少人認為中國沒有社會主義，而是親商、親精英、親市場、親資本主義。建設市場機制并不容易，在建設市場機制的時代當然強調市場的作用。然而，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的努力已經不太為公眾所知，被流行于新聞界的價值觀過濾掉了。

 

　　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們先看到的是地區差距迅速擴大。孔雀東南飛，西南、西北收入直線下降，問題日漸嚴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國用很大力度進行“轉移支付”，用今天的價值算大概近百萬億元，占我國同期財政收入一半。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從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的財富轉移。如果你來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鄉的縣城和地級市也和內地一樣有了發達的基礎設施。從統計數據上看，我國的區域差距已經在明顯縮小。那么，做這種事背后的價值觀是什么？是市場加法治？

 

　　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們還看到了城鄉差距的迅速擴大，擴大到“三農”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問題。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國推行了醫療保障全覆蓋，占我國半數以上人口的農村人也被納入了國家醫療保障體系。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把將近十四億人口納入國家醫保體系是非常難的事，發達國家總共十億人口也沒能實現醫療保障體系全覆蓋。盡管我國的農村醫保水平還很低，但正在年年提高，報銷率已達80%以上。雖然看病自付的絕對額還在提升，但那是因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還落后。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國還實施了牧民定居工程、貧困地區移民工程，城市棚戶區改造工程，僅這三項就建造了五千萬套以上的住房，讓至少一億五千萬窮人住上了新房。這是半個美國人口的規模。我國用水泥和瀝青“硬化”了通往幾乎所有村莊的道路，而且目前還正在執行耗資巨大的、在鄉村消滅絕對貧困的五年計劃。從統計數據上看，我國城鄉差距在迅速縮小。

 

　　然而，我國國民收入的不平等還在迅速擴大，而且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經成為我國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中國還是窮國，8000美元的人均收入與發達國家5萬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還很大。我們只能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持續依靠開放的市場機制來積聚財富。我們靠市場機制解決“寡”的問題，靠社會主義解決“不均”的問題。這就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價值觀引導下的市場經濟平衡精英與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國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國穩健。

 

　　和諧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我們期待著，在未來三十年，你們這代人能堅持走這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繼續創造財富的同時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讓改革開放之初我黨“先富帶后富”的許諾成為現實，發揚光大中華大家庭相親相愛、互幫互助的優秀傳統。

 

　　恢復自然環境

 

　　我們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廠”，卻也成了“世界煙囪”。治理污染，關掉污染環境的工廠，恢復青山綠水藍天，要付很高的代價。世間沒有無代價的成就。我黨反腐倡廉的代價也很高，但代價高我們也還是下決心要做這件事，要為以往的成就還欠賬。

 

　　為應對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三大新問題，我們的新時期有三大新任務。第一個是“從嚴治黨”。第二個是建設“損有余而奉天下”的和諧小康社會。第三個是恢復制造業大發展時破壞了的自然環境。如果未來一代人三十來年里能完成這三大任務，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富裕、平等、與自然和諧相處，讓世人羨慕的先進國家。

 

　　看到缺點和錯誤是很容易的。但知識由經驗和教訓兩方面組成，有知識的人不僅能看到缺點和錯誤，還能看到正確的、需要堅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類不僅需要知識，還需要希望和信念。對人類而言，信念是個好東西。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中華民族不會倒在復興的門檻邊上。

 

　　（作者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來源：《經濟導刊》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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