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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社會主義的發展在全球出現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一方面，社會主義在世界大多數地區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退潮時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在東歐和蘇聯先后退出歷史舞臺，全球只剩下中國、越南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在中國這個十三億人的大國蓬勃發展。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五年前就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并有望在未來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為什么社會主義在歐洲走向低落的同時，在中國卻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并非社會主義的發源地，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體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最早起源于歐洲。中國是從二十世紀初因為蘇聯的十月革命才引進了馬克思主義，引進了社會主義。但是，為什么今天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它的發源地？

對于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了一句很深刻的話：社會主義在中國“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的根源要到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去尋找，要在中國的現實基礎中去尋找。本文試圖從歷史與現實兩個方面去探索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深刻根源。

平等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

從公元前600年前后開始，中國社會由于內部頻繁的戰爭而出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為基礎的平民運動，這場平民運動最終導致井田制和傳統血緣等級制的崩潰。公元前594年（魯宣公15年）魯國宣布實行“初稅畝”，實際上是承認了土地私有和買賣兼并的合法性。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國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各國也推出類似變法，至此，井田制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土地私有在中國正式法律化。

商鞅變法之后，土地私有在中國正式法律化

土地私有化直接導致公、侯、伯、子、男的層層分封世襲制度瓦解，人員的流動和土地的流轉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封建貴族和平民之間原來無法逾越的界限被土地的自由買賣所瓦解。這預示著分封世襲的貴族等級制度在中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后，廢分封，行郡縣，開創了世界上最早的科層化官僚制度。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把秦王朝視為現代國家的始作俑者。所以說，從剛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走出以血緣世襲為基礎的貴族等級制度國家，這跟中古時期血緣等級森嚴的歐洲與日本社會有很大差別。

相對于貴族等級制度，以郡縣制為基礎的科層化官僚制度要復雜得多，這尤其體現在官員的選拔上。貴族制度以世襲的方式把確定國家管理者的問題簡單化。貴族中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延續只需按照嫡長子繼承制度進行即可。但這種血緣等級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等級固化，社會嚴重缺乏流動性和公平性。但中國在秦漢確立的科層化官僚體系對官員的選拔和任命是在整個社會中進行，普通民眾都有可能成為官員的候選人，這就大大增強了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和社會的公平性。秦之后的兩漢時代官吏選任主要有“察舉”與“征辟”兩種形式，通過推薦和考核的方式選拔官員。公元605年，隋煬帝設進士科取士，中國的科舉制度正式形成，平民百姓跟政府官員之間的上升通道基本設定。

血緣等級制的廢除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權力結構，也催生了民間社會的平等精神。戰國時期各國變法之后，民間社會的平等精神日趨成長。除了皇室，中國民間社會的財產繼承基本采取諸子均分家產的析產繼承制。到了宋代，中國的財產繼承進一步平等化，有些地區已經出嫁的婦女和非婚的私生子都可以合法繼承一部分家產。這種平等觀念極強的財產繼承制度導致中國社會的豪門大戶難以形成世襲壟斷，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性。這種平等色彩濃厚的繼承法顯然比歐洲和日本流行的嫡長子繼承制更具公平性。

以上幾個方面的社會發展構成了中華古代文明的核心基礎，中國基本形成了君主/平民（包括朝廷百官）社會的二元構架。土地私有化摧毀了由血緣和出身壟斷土地的等級制度，推動了社會成員全國性的流動和土地的自由流轉；以郡縣制為基礎的科層化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動性引入政治，官職由君主任命而無法世襲，貴族政治傳統退了歷史舞臺；科舉制設定了平民進入國家管理部門的普遍統一標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中國古代社會一個常態；析產繼承制決定了中國社會難以形成能夠代代世襲的地方豪強，社會難以形成固化的等級。這四個因素使得平等精神逐漸成為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中國古代的這種平等精神雖然不同于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但卻給后來中國社會接受社會主義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

不過，以土地私有化催生的郡縣制度雖然打破了以分封世襲為基礎的貴族制度，推動了平等精神的成長與發展，新的矛盾則隨即產生。秦漢之后，中國古代社會雖然難有世代相傳的世襲貴族，但取代血緣等級對立的卻是以土地的多寡和有無形成的階級對立，而這種階級對立與沖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亞于貴族等級社會。由于土地私有制催生的社會流動性具有兩級分化的天然趨勢，土地兼并成了中國每個王朝晚期難以避免的噩運。土地私有制引發的社會問題一直到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與合作化運動才算真正解決。

交子，中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

調節市場以利民生是中國社會的悠久傳統

由于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人員的流動性，中國在秦王朝統一之前已經有非常發達的商業，當時的齊國和屬于秦國的蜀地已有很多的富商巨賈。秦王朝統一中國后，全國逐漸形成統一的貨幣和商品市場。中國在南北朝時已經有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說法。到了宋代，中國甚至出現了紙幣“交子”。由于商業的發達，中國古代的很多城市人口都超過數十萬，有的朝代京城人口已經超過百萬。過去學界習慣用“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來界定中國古代經濟生活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

但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雖然瓦解了血緣等級制度而有利于社會的平等性和流動性，但民間土地的自由買賣和興盛的商品市場同時也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而受到嚴重挑戰。政府為了維系市場的穩定和社會民生，常常運用價值規律對商品市場進行干預。

在古代農耕社會，糧食是最重要的商品。中國歷代王朝為了維系糧價的穩定，推出了平糴、平糶和常平倉等政策。政府在谷價過高時為了防止“谷貴傷民”而大量出售糧食以抑平糧價；在谷價過低時為了防止“谷賤傷農”而大量收貯糧食以維系糧價的穩定。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范蠡、戰國時期的改革家李悝等人都提出過類似的思想，在后來的兩千多年歷史中，常平倉一直是歷代王朝維系糧價穩定的一個有力措施。由于中國歷史上的常平倉政策具有調節市場、保障民生的作用，二十世紀美國總統羅斯福“新政”中的農業政策曾借鑒過中國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倉政策，這成為美國保守主義指責羅斯福“新政”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理由之一。

除了糧食，對于其它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商品，中國古代政府也設立了平準機構以維持物價的穩定。當市場上某種商品價格上漲時，平準就以低價拋售該商品以抑平物價；當價格過度滑落時，則由平準收購商品，使物價保持穩定。平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價，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會民生。在今天，保障物價的穩定仍然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

此外，中國歷朝歷代的救災制度也是可圈可點。中國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作為一個農耕社會，旱災、水災、蝗災、瘟疫等災難對社會影響極大，政府無法做無為而治的“守夜人”，必須要積極有為才能減緩災難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所以，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一整套對應災難的機制與政策，歷史上稱之為“荒政”。根據學界的一般看法，中國的“荒政”在西周就已出具雛形，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形式豐富多樣，諸如賑貸、平糶、蠲減、鬻爵、移民等。

秦漢之后，由于郡縣制的確立和中央政府的強大，救災成為國家的統籌行動，一地遭災，鄰近各地政府必須援助。乾隆年間，山東省遭遇水災，鄰近的河北、河南、江蘇、安徽甚至關外的遼寧都大力援助。如果災情重大，除了周邊省份必須援助外，朝廷也會在全國范圍內截留其他地方的漕糧。今天，人們通常把政府在救助災區時采取的“對口援助”和“對口建設”理解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其實，中國社會的這種全國統籌的救災機制已經有相當悠久的歷史。

不可否認，由于中國土地私有制的悠久傳統，由于官僚制度下利益集團的相互制肘，很多朝代試圖通過調節市場以利民生的政策并不都有成效，一些改革和“新政”甚至難免變質，從“施利于民”演變為“爭利于民”。不過，盡管歷朝歷代的政策或改革的成效有很大不同，甚至有諸多失敗，但政府應當以民為本，保障民生則是中國社會兩千多年的傳統共識。

要而言之，盡管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也沒有產生出成熟的社會主義理論。但中國社會兩千多年前就走出了以血緣為基礎的貴族等級制度，平等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社會的流動性遠遠高于當時的世界各國。而中國社會的平等精神又決定了歷代中國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視社會的國計民生，不斷嘗試解決無節制的市場經濟帶來的兩極分化弊端。正是由于中華民族強大的平等基因和政府調節市場以利民生的傳統，所以當社會主義思想在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后，立即跟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與對接，迅速在中國落地生根，茁壯成長。

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和現實的選擇

社會主義是中國的救國之道和立國之本

社會主義在中國不僅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的救國之道和立國之本。眾所周知，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救亡圖存和現代建國。中國如何才能在列強的槍炮下獲得獨立自主的主權？如何才能把傳統的古代社會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后，嘗試了很多主義，嘗試了西方的內閣制、總統制和多黨制，但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在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之前，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始終沒有找到中國救亡圖存的道路。

從世界范圍看，西方國家的現代建國大都是上層統治集團建國，但晚清以降的中國已經不具備上層社會建國的條件。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失敗到1894年的甲午戰敗和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歷史證明了清王朝已經喪失了保衛疆土和保護國民的能力，更沒有能力來完成中國社會的現代建國。而1919年的巴黎和會證明了民國政府也無法承擔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

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的上層統治集團已經腐朽糜爛而無法承擔起救亡圖存和現代建國的歷史重任。而中國當時底層的老百姓90%（左右）都是文盲，幾乎沒有現代國家概念。當時的救亡圖存只有一條路，就是先進的中國人、知識分子深入基層用革命理論去動員民眾、發動民眾，領導民眾進行革命來完成中國的現代建國。

中國近代的革命建國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因為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就是歐洲的一種社會革命學說，這個革命學說在俄國成功地催生了十月革命。當時由西方傳入的其它各種主義都不能夠給中國社會提供一個動員民眾的革命理論，唯有馬克思主義、唯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夠給中國提供動員民眾起來革命的武器。正是因為這個歷史與現實的需要，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是中國的救國之道。

在1949年建國之后，中國仍然面臨著一個選擇：究竟是選擇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是固守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當時的中國社會對這個問題并非沒有分歧。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堅持認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時期，中國一定要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最終在中國成為了主流。所以從1953年開始，中共制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到了1956年下半年，中國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最終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為什么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呢？

首先是國際環境的需要。當時的中國亟需盡快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國防體系。1949年之后的中國，仍然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外部威脅。在1950年，中國為了保家衛國，進行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而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海峽兩岸仍然處于一種敵對狀態，美國軍艦仍然封鎖著中國的臺灣海峽。這個時候的中國如果不集中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國防，那么這個國家就不能夠保證人民的安全，國家很可能會受到外部敵人的侵略。于是中國在這個時期把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跟國家的生死存亡聯系在一起了，跟國家的工業化聯系在一起了。通過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國家可以集中農村的物質資源；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國家能夠集中人力物力發展自己的國防工業。現在回顧上個世紀的歷史，中國的國防工業、兩彈一星，包括我們自己的飛機、自己的軍艦，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極為困難的時期開始建造出來。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很難想象中國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獨立的國防體系。

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回顧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土地兼并和貧富懸殊是每個王朝晚期面臨的共同問題。盡管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都試圖緩解這個社會矛盾，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度決定了土地兼并和貧富懸殊的現象無法根除。如果當時中國不搞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搞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那么中國就難免會重蹈歷史上各個王朝的覆轍，土地兼并將會導致大量無地流民出現，貧富懸殊將會造成大量的城市貧民，最終導致國家的崩潰。所以，中國共產黨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葉是用社會主義制度來解決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根本性弊端，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給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和保障。直到今天，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度和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基礎。

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是當下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市場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給經濟發展提供強大而持續的動力。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年代，中國也曾實施過以政治動員和道德理想為動力的發展模式，在一段時間內也曾給中國經濟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但是，這種發展模式更多是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發揮作用，很難在和平時期持續推動經濟發展。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進一步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但是，經濟的高度市場化反過來要求中國社會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歷史的經驗與現實的需要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需要更加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性，更加強調和加大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更加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從這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是今天中國的立國之本。

綜上所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的制度，并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能夠主觀決定的，而是由歷史基因與現實需要決定的。平等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中國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幾千年綿延不斷，因此，社會主義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同時，社會主義也是現代中國的救國之道和立國之本，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現實的需要。只要我們讀懂了中國的歷史傳統與今天中國的現實需要，就能夠理解社會主義為什么能夠在中國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