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近期，筆者在察網上相繼發表了九篇評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國史學會理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兼職研究員、香港大學名譽研究員沈志華2017年3月19日在大連外國語大學的講座的文章。個人認為，這九篇評論文章還算是比較全面的對于這個講座的各個角度進行了剖析。

不過，沈志華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欺騙性，除了前面所說的符合蘇東劇變以來的政治正確和某些人的大力扶持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掌握了大量解密檔案。很多人都誤認為這種研究方法具有權威性。筆者前幾天寫的《金日成真的是朝鮮戰爭的發動者嗎?》一文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美韓是朝鮮戰爭的發動者，但是仍然有一些朋友留言宣稱這些都不算是證據，只有沈志華手里的檔案才是證據。沈志華也經常把這個作為自己的標榜。例如，在這次大連外國語大學的講座中，沈志華開頭就強調自己承接了檔案研究的課題：

【我們現在承接了國家特別委托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系檔案收集與歷史研究》，大外也是一個工作站。】

檔案研究真的可靠嗎?不僅不懂歷史的很多人喜歡被這種解秘檔案弄出來的秘史唬住，甚至歷史學界很多圈子里邊的人也自認為檔案是歷史研究特別是近現代歷史研究的核心。然而事實上，依托檔案進行歷史研究的方法并不是始終具有權威性的，而19世紀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政治正確所衍生的產物。在十九世紀以前，檔案只不過是眾多歷史材料中的一種，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崇高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以后，以德國的蘭克學派為代表的歷史學家把檔案提升到了歷史學研究的中心。今天，史學界強調檔案的作用性的觀點非常流行。諸如沈志華就明確表示，不使用檔案，就不讓他帶的博士生開題(雖然沈志華只有初中畢業，但是現在的確是一個著名的博士生導師)，即使是開了題，也不讓通過：

【我現在研究生挺多的，加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個。有些學生我從本科開始就看中了，從碩士、博士一直跟我學，我從頭開始教他們研究方法。做我們這行，首先要有興趣，沒興趣做不下去。興趣主要靠學生自己。第二就是方法，老師的責任就是傳授研究方法。歷史學的方法主要就是怎么找檔案、怎么解讀檔案。我剛去華師大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問題，學生寫論文都用二手資料，不用檔案。這在1980年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時候剛剛開放，可用的檔案也不多，思想上也還比較保守。但到了21世紀，各國的檔案都已經開放，德國、美國、法國、俄國、日本的檔案都能看到，你還蹲在圖書館里看二手資料，就是給中國學術界丟人了。所以我的原則是，不用一手檔案就根本不讓你開題，即使你開題了，我也不能讓你的博士論文通過。現在，華師大的學生就形成了很好的風氣。至少我們冷戰中心，從選題開始就先看材料，如果沒有相關檔案就不能選這個題目。】

其實，如果是我們跳出某些歷史學界政治正確的話語，就會發現檔案并不是真的可信的，甚至其可信度在眾多的史料當中屬于是偏低的一種。筆者在去年的一篇談沈志華利用檔案發明創造歷史的文章中就談到了這么一個問題：

【在這里我特別想說一下關于著名反共人士沈志華研究的所謂解密檔案顯示歷史的真相是金日成挑起戰爭這種流行的說法。其實，一個基本的常識是受眾面越小，可信度也就越低，改起來也就越容易。比如說，一個學生考試沒有及格，他畢業的時候很容易讓老師把檔案改一改，但是他卻無法改掉當時他沒有及格的新聞和在同學們心中的印象。另外，在檔案公布的時候又有非常高的選擇性。比如說，有三份檔案，第一份說的是，金日成表示面對美韓的壓力，為了國家的統一，要做好戰爭準備。第二份說的是，金日成表示韓國發動了戰爭占領了海州，朝鮮準備自衛。第三份是說的是，金日成表示朝鮮節節勝利攻占漢城。那么，如果要是公布檔案的人不喜歡金日成，完全可以只公布第一份和第三份。這樣一來，明明是南方挑起了戰爭，就變成了金日成挑起戰爭。

歷史的書寫本質上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而這種話語權壟斷性越高也就越容易被操縱。所以檔案尤其是秘密檔案這種壟斷性最高的東西，只能迎合人們獵奇的心理，并不能表明歷史的真實。或者說，解密檔案所反映出來的歷史，只是解密者對于歷史的宣傳而已。相反的，新聞雖然也可以作假，但是因為受眾面非常廣泛其作假的難度要大得多。在第一時間發生的新聞，如果要是各方面的看法和報道基本一致的話，那么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因為這個時期，輿論操縱者往往還沒有來得及對新聞進行修改。所以，戰爭開始時各方的報道均是認為韓國大舉進攻占領海州這一事實是不能被沈志華用所謂解密檔案推翻的。】

如果是朋友們還覺得難以接受的話，我們可以舉沈志華自己作為例子，在上一篇評論文章中，筆者其實已經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就是沈志華自稱關于自己的檔案是不可信的。百度百科上沈志華的相關介紹是這樣的：

【前半生，檔案砸掉了沈志華的飯碗;后半生，檔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糧，人生中的大悲與大喜都與檔案密不可分 。

“我差點被當成殺人犯”，沈志華回憶起30多年前自己的“檔案事故”，仍心有余悸。那時他是部隊里的技術尖子，卻始終入不了黨，最后被勒令復員。當時，團長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我不能跟你說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隊里是沒有前途的，還是回到地方發展吧。”

后來，指導員到北京出差，終于忍不住吐露了真相，“看你這么傻乎乎地蒙在鼓里，我真是不忍心，如果你檔案里的那份東西不拿掉，你永遠都沒有前途。”原來有人揭發沈志華曾經殺過人，部隊雖然查無實據，但卻將這份材料放進了他的檔案。

沈志華根據指導員提供的線索，找到了揭發者，問“你認識我嗎”?對方說不認識。表明身份后，對方承認自己是為了積極表現，瞎編的。沈志華讓他寫了證明材料，這才把“殺人材料”從檔案里抽了出來。】

因此，如果要是我們做一個關于沈志華的歷史研究的話。在四十年前的時候，查閱沈志華的檔案，就會發現沈志華是一個罪大惡極的殺人犯。而今天查閱沈志華的檔案，就會發現沈志華不僅從來沒有殺過人，而且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博士生導師。同樣是依托于檔案研究沈志華，就會得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以小見大，從沈志華自己的例子中就可見利用檔案研究歷史是多么不靠譜。

另外，依托檔案研究歷史還有一個基本的邏輯，就是關于檔案的編寫者其實是可以選擇的，因此初始的檔案必然是對于檔案的編寫者有利的。比如說，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相關的一些檔案，本身就是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為了后世的人研究這一段歷史所保留下來的。如果要是斯大林覺得某些材料對自己不利，完全可以不存入檔案，斯大林和其他的蘇聯領導人都是有這個權力的。因此，如果要是斯大林時代那些檔案全部保留下來并且解密了的話，必然會得出一個斯大林英明偉大的結論，因為這些檔案本身就是斯大林等人為了后人研究歷史而特意保存下來的。

但是，為什么沈志華和今天幾乎所有的學者都用所謂蘇聯的解密檔案，把斯大林研究成了一個魔鬼呢?答案其實也很簡單，這些解密檔案已經不是原初的了，也不是全部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這些所謂檔案解密的過程中，本身就加以了一重選擇。而沈志華在購買檔案和通過檔案證明自己觀點的過程中，又加了一重選擇。經歷了雙重選擇之后，檔案已經不再體現檔案編寫者的意志，而體現檔案公布者與檔案使用者的意志。于是乎，本來斯大林特意保留下來證明自己英明偉大的材料，卻被今天的這些檔案揭秘者們用來把斯大林證明成了一個魔鬼。

其實，用檔案證明金日成是朝鮮戰爭的發動者，要比用檔案證明沈志華是罪大惡極的殺人犯要不靠譜的多。因為包括沈志華本人都承認，最初的原始檔案的確記載了沈志華是一個罪大惡極殺人犯。而沈志華那些關于所謂證明斯大林挑唆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的檔案，顯然不是最初的沒有經過選擇的原始檔案。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以檔案為主要材料研究歷史其實是一種很不靠譜的，主觀隨意性很大的方法。那么，為什么歷史學界近年來非常看重檔案的作用呢?答案很簡單。因為重視檔案有利于某些高級學者對于輿論話語的控制，或者更明確的說，是有利于有錢有勢的人對于輿論話語的控制。

比如說，筆者在以前的評論文章中談到過一個例子，就是沈志華說鄧小平說過這樣一句話：“二戰以后跟著蘇聯的都窮了，跟著美國的都富了，改革開放就是向美國開放。”假如沈志華說這句話來源于《鄧小平文選》或者《鄧小平年譜》，那么我們只要隨便一查就會發現，他是在胡說八道偽造鄧小平的講話。但是，如果沈志華說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來自于一份秘密檔案，那么我們不可能把鄧小平相關的檔案全看一遍，甚至連看其中任何一份檔案都很困難。于是，檔案中究竟有沒有記載這句話，就完全是掌控檔案的幾個專家可以自由發揮的。

簡而言之，以檔案為中心研究歷史，其實是提高了歷史研究的門檻，特別是增加了對于發明創造歷史的專家們進行批判的成本，而降低了有錢有勢的人通過選擇與篡改檔案來掌控歷史的成本。甚至某些人只要是有錢，能夠花錢買到一批檔案，馬上就可以從一個識字不多的初中生成為歷史學大師。沈志華本人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因此，檔案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方法產生于資本主義上升至統治地位的十九世紀，絕不是偶然的。

另外，檔案之所以能夠流行，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某些人渴望閱讀秘史的心理。一些人總覺得掌握一點兒隱私秘史就可以高人一頭，這種下流的市儈心理也是資本控制器之下消費主義掌控學術的一個重要基礎。說到底，依靠各種秘密檔案研究出來的歷史，無非是打著歷史學標簽的地攤文學罷了。

當然，并不是說檔案一點兒作用都沒有。使用檔案研究的歷史，必須要明白三個前提條件：

第一是檔案必須是公開的可驗證的，最好是低成本可驗證的，研究成果才是有價值的。所以筆者多次呼吁，希望沈志華能夠把自己家里的那些檔案掃描到網上。這樣一來，人們就可以驗證沈志華所說的出自某某檔案到底對不對了。如果要是像現在這樣，所有的檔案都在沈志華家里，要經過沈志華本人同意才能去看，不同意沈志華觀點的人根本看不到，那么這種無法驗證的檔案，其實際價值是近乎等于零的。

第二，是在使用檔案做歷史研究時必須要明確，檔案并不是真正的客觀的，沒有偏見的，相反，其主觀性在歷史材料中恰恰是最強的一種。檔案的編寫生成過程其實就是編寫者用來給后人研究自己的相關歷史的，因此必然會體現編寫者的意志。而檔案的管理過程與檔案的緊密過程，同樣是檔案的管理者與解密者精心選擇的一個過程，體現的是相關人士的意志。我們在進行歷史研究的時候，必須要考慮進這兩方面的因素對檔案的影響，特別是后者對于檔案的影響更加明顯。當然，對于解密檔案使用者的主觀性，這個就更加不需要筆者再重復一遍的了。

第三，使用檔案研究歷史只能將檔案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材料，而不能作為一種主體性的材料。其中的一個原則是，公開程度越高，驗證起來越容易的史料，相關的研究成果可靠性也越大，其價值遠遠高于使用檔案一類的壟斷性史料研究出來的成果。因為檔案的壟斷性決定了其修改的成本要遠遠低于公開性的史料。比如說，我們在研究沈志華是否殺過人這個問題的時候。既不能依據七十年代的原始檔案里面記載了他殺過人就斷言沈志華是個殺人犯，也不能依據今天的檔案里面記載沈志華沒殺過人，就斷言沈志華殺人問題是一個冤假錯案。這兩個時期的檔案都只能做一個輔助的參考，到底沈志華殺過人沒有，還需要我們經過實際調查，以及多渠道的驗證。